刘博文:大国战略选择与国际安全秩序演变
作者:刘博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四辑 总第十二辑;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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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国际安全秩序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围绕历史和当今国际安全秩序的形态和发展诞生了大量成熟的理论和实证成果。从学术界对这一话题的研究思路入手,我们不仅能较为清晰地提炼既有研究的学术脉络,也有机会发现可能推进国际安全秩序研究的新视角、新思路。对于既有研究,可粗略地划分为以下五种研究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侧重于物质实力结构的宏观国际秩序研究。主要大国间的物质实力分配(即国际格局)是国际体系的构成性要素,而国际秩序则是国际体系的性质,在此意义上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之间应当存在鲜明的概念区隔。但许多学者仍然认为,单极、两极、多极等不同实力分配类型的国际格局,是影响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由此得出霸权稳定论、两级稳定论等理论假说。即便处于同样的物质实力结构下,不同学者对于特定秩序的和平性、稳定性、持久性也存在意见分歧。比如,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认为冷战后的单极体系会保持长久的和平稳定,而努诺·蒙泰罗(Nuno P. Monteiro)则认为单极体系存在引发冲突的必然逻辑。
第二种路径是侧重于秩序组织原则的宏观国际秩序研究。所谓秩序组织原则,指的是促使各个国家形成相对稳定的彼此互动预期、利益分配模式、具体制度安排的指导性原则。综合既有研究,均势、霸权、等级制、势力范围、大国协调、法治、礼治等均可视为国际秩序的组织原则。当然,各个时期国际秩序的组织原则往往是复合式的,很少由某个单一原则所主导。比如,在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安全秩序依靠着美、苏两国对彼此势力范围的尊重和默许而得以维持,东西方阵营内部的安全秩序则依靠着以美、苏为主导国的等级制而得以运转。
第三种路径是侧重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宏观国际秩序研究。这类研究往往聚焦某个或某几个秩序主导国的意识形态,重视该意识形态及其衍生的价值规范对于国际秩序稳定和发展的关键作用。当前西方学界的国际秩序研究基本限定在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框架之内,实际上就是以意识形态为先导的典型研究范例。自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搭建该理论框架以来,除了查尔斯·格拉瑟(Charles L. Glaser)等少数尖锐批评者,这一研究路径至少占据了美国学者研究国际秩序的主流,《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杂志更是在近期推出特刊,专门探讨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的内外挑战。值得一提的是,某些针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学术批评也采取了意识形态的视角,譬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就阐述了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抑制自由主义过度膨胀的逻辑。
与前面三种致力于分析宏观国际秩序的路径不同,后两种路径属于聚焦具体安全秩序的研究。一种是以具体地理区域为关注对象,例如东亚安全秩序、欧洲安全秩序、印太安全秩序,等等。另一种是以具体议题领域为关注对象,例如核安全秩序、海洋安全秩序、网络安全秩序,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并不试图描绘国际安全秩序的全貌,但更容易把握具体地区和议题的特点,也更容易产生理论创新成果。比如,在针对东亚安全秩序的研究中,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曾提出二元格局、局部等级制等富有讨论价值的概念。
无疑,遵循以上路径的研究已经对国际安全秩序的形态有了多视角的提炼。那么,既有研究路径能否较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国际安全秩序的变迁呢?总的来看,前三种针对宏观国际秩序的研究能够把握各类型国际安全秩序生成和维系的逻辑机理,但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尺度内,国际安全秩序的实力结构基础、核心组织原则、主导价值规范较少发生明显改变,这类研究的切入视角也就决定了,其更偏重于分析秩序的稳定性,而难以捕捉国际秩序的细微动态变化。后两种路径由于聚焦具体地区和议题,可以紧密跟踪相应领域秩序的动态发展,但视角的微观化也使其很难将所发现的规律和趋势推演到国际安全秩序整体之上。此外,也有学者专门探讨了不同类型国际秩序之间的转换,以及特定类型国际秩序所遭遇的外生冲击。不过,对于特定类型国际安全秩序的内部渐进变迁,现有研究所能提供的学理解释仍比较有限。但这一点恰恰承载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除去个别诸如“大战之后”的关键节点,在漫长和平时期发生的国际安全秩序渐进变迁才是历史常态。故而,有必要为国际安全秩序研究补充新的视角和思路。
本文希望讨论的一个潜在研究路径是:着眼于最关键的施动者,即特定国际安全秩序的主导大国,当然在某些秩序中也包括最具影响力的某几个大国,围绕其在不同时期所奉行的对外战略形态,来观察和提炼其对外战略影响各项秩序要素走势的规律和机制,从而为特定国际安全秩序的内生渐进变迁提供解释和研判。考虑到与国际安全秩序的联系,本文认为可尝试从以下三组讨论范畴入手,对大国对外战略形态做类型化处理。
第一组讨论范畴关注其与其他最主要大国的关系定位,是偏向大国合作还是大国竞争。这里的大国合作意指,将对方视为化解首要威胁的合作伙伴。比如,在“反恐”时代,美国与中国、美国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都存在一定竞争性成分,但美国还是将二者视为帮助其对抗恐怖主义及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伙伴,所以其对华、对俄战略还是更偏向大国合作。大国竞争则是将对方视为首要威胁来源,现在的美国对华战略就可归类于此。
第二组讨论范畴关注其对战略资源的布局、分配和投入,是偏向战略扩张还是偏向战略收缩。这里的战略扩张意指,将自身战略资源投入到比较分散的战略阵线之上,向多个安全领域投入较多精力,同时应对多种安全威胁。而战略收缩指的是,将自身战略资源集中到对于核心国家利益的捍卫之上,为此适当减少对非核心利益的投入,并在威胁评估中弱化对其他次要威胁的关注。
第三组讨论范畴关注其对自身对外战略的合法化形式,是偏向利益伸张还是偏向价值标榜。所谓利益伸张,是指大国在实施对外战略时更多地强调自身利益需求,主动表达在重大问题上的私利追求,并公开要求其他国家为其利益让步。所谓价值标榜,是指大国在实施对外战略时更多地论述其政策的价值合法性,试图在国际道义上塑造自身对外形象,并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接受和认同其价值主张。
这样一来,可以基于以上三组范畴归纳出大国对外战略形态的八种理想类型,分别为:大国合作+战略扩张+利益伸张、大国合作+战略扩张+价值标榜、大国合作+战略收缩+利益伸张、大国合作+战略收缩+价值标榜、大国竞争+战略扩张+利益伸张、大国竞争+战略扩张+价值标榜、大国竞争+战略收缩+利益伸张、大国竞争+战略收缩+价值标榜。根据以上分类标准,历史上主要大国在不同时期的对外战略形态基本上能够归于某个理想类型。
接下来,需要提炼出若干国际安全秩序的过程性要素,以其作为观察特定类型秩序演变的要点。第一,国际安全秩序的覆盖范围,即其所能约束的地理范围和议题领域是在扩展还是在萎缩。第二,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国际安全合作的制度性安排的稠密程度是在增加还是减少。第三,秩序主导价值的内化程度,即主导意识形态所得到的认同度是在提升还是降低。第四,国际安全秩序为权势转移提供的空间,即该秩序在客观上促进还是阻碍着新兴力量中心的崛起。第五,国际安全秩序为规范创新提供的空间,即该秩序在客观上激发还是抑制着对于新生安全理念和规范的需求。当然,在展开实证研究时,还有必要为上述观察要点赋予可测量的指标,国内学者唐世平、肖河等已经对此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接下来笔者以21世纪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亦有学者称之为自由霸权秩序)为例,尝试遵循本文提出的研究路径,来分析大国对外战略选择如何影响特定秩序类型的内部变化。不可否认,中国、俄罗斯、欧盟等行为体的战略选择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走向有一定影响,但作为该秩序主导大国的美国往往是相关国家政策调整的驱动因素,且其他国家的影响范围和深度都不及美国的战略调整,因而聚焦美国对外战略形态具有研究意义上的合理性。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战略形态可界定为大国合作、战略扩张、价值标榜的复合叠加。受此影响,自由国际秩序的覆盖范围从西方世界迅猛扩展向全球;制度性安全合作因较充分的霸权供给日益呈现出稠密的网络化状态;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内核的国际规范纷纷上升其普遍性;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秩序内部获得了积累物质能力、参与安全事务的有利窗口;非西方的地区性安全治理观念和规范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大国合作得到有限度的延续,战略扩张却逐渐转向战略收缩,价值标榜仍然是其对外政策合法化的形式。受此影响,中东地区因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而明显向自由国际秩序之外游离;霸权主导的制度化安全合作网络仍在继续完善;西方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国际规范进一步获得合法化论证;中国等新兴大国提出的安全理念仍然难以得到自由国际秩序的包容。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大国竞争迅速取代大国合作,朝向战略收缩的调整得以延续,美国以往的价值标榜则逐渐变为赤裸裸的利益伸张。受此影响,自由国际秩序的覆盖范围在地理区域和议题领域上都发生全方位萎缩;制度性安全合作因美国的供给意愿下降而大幅退化;曾深受众多国家认同的自由主义国际规范愈发受到合法性质疑;自由国际秩序带给中国的体系性压力逐渐超越中国从中获取的秩序红利;自由国际秩序的变化客观上增大了更多国家对包含中国价值主张的安全和发展理念的需求。
至当下的拜登政府时期,大国竞争成为美国精英层面的战略共识,美国继续通过战略收缩聚焦所谓中国带来的“系统性挑战”,价值标榜重回美国的战略叙事和国际动员行为。受此影响,自由国际秩序愈发向一个有边界的西方世界秩序萎缩;众多制度化安全合作受主要大国的彼此竞斗而保持停滞状态;美国更为凸显的双重标准和道德伪善进一步加剧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性危机;边界日益清晰的自由国际秩序继续限制权势资源向中国流散;中国等新兴大国和发展中世界提出的安全和发展理念重新遭受自由国际秩序的去合法化压力。
通过这种从大国对外战略出发的分析视角和研究路径,可以为既有路径的国际安全秩序研究提供有益补充。特定类型秩序本身的渐进变迁一方面能够得到更有效的观察,有助于更深入地发现国际安全秩序不为人所注目的复杂非线性演,另一方面能够发掘特定类型秩序演变的内生动力和内生挑战,而非将国际安全秩序的类型变化完全归因到外生冲击之上。当前,美国政界和学界常常将自由国际秩序所遭遇的危机归咎于新兴大国的“破坏”,上文的简要例举则可说明,自由国际秩序的演变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自身的战略选择。
当然,本文提出的这一思路也存在一些潜在问题,需要更充沛的学理论证和经验实证来加以完善。譬如,如何分析历史上曾出现的欧洲大国协调秩序、美苏两极势力范围秩序等涉及多个主导大国的秩序类型?如何建立特定大国对外战略形态与特定国际安全秩序之间的明确因果机制?如何在重视关键施动者作用的同时考虑秩序环境对主导大国战略选择的反向影响?以上问题或许可以成为未来国际安全秩序研究的理论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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