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真正的共情与感同身受
以新闻为志业的人，对于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总会如数家珍，比如那篇曾经获奖的通讯作品——《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当时正逢汶川大地震，中新社的记者李安江、郭晋嘉和杜远第一时间抵达绵竹，准备开展采访。但当时当地尚未有救援队伍抵达，在“采访”还是“救人”的挣扎中，记者们选择了后者：救人，十万火急！
文章写道：“前来采访的我们，面对那一张张泪脸，面对他们哀求的目光，一时不知所措。采访还是救人？这个新闻课堂上的道德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来得如此突然。我们放下了手中的相机，此时任何的采访行为都和这里的气氛格格不入。”
如今又怀念起这篇通讯作品，自然是有感而发。近日，四川泸州发生了6.0级地震。在抗震救灾的紧张氛围中，一段媒体采访的片段在网上流传着。视频中，有记者在采访救援人员时，以急促语气大声强调“说普通话”，并对救援人员说：“快点快点，我直播着呢。”
我们不知道救援人员当时是何种心情，但不难猜测网友们会作何种反应。显然，此次地震的现场远没有彼时的绵竹惨烈，救援人员也早已到达灾区开展搜救工作，可能不再需要媒体记者放下相机去救人。但如果记者心中只有采访KPI、只顾抢新闻，再温和的受众也抑制不住涌起的不适。
灾难报道是对记者的考验，因为其不仅要在陌生的环境中向公众报道最新消息，还要考虑报道的方式与尺度是否不会伤害到当事人、是否符合新闻伦理。唯有做到真正的共情与感同身受，才能实现二者的平衡。
这恰是挑战所在。埃德蒙·伯克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中谈到，只要观察者处于远离危险的安全情境下，他就能将在其他情境下是“痛苦的惊骇”体验为“愉快的恐惧”。在此基础上，一旦安全的情景遭逢追求“十万加”的工具理性，一些记者往往就放弃了共情的道德水位，放弃了对灾难中逝者、伤者、流离失所者的感同身受。
但凡有些许共情意识，也不会为了直播效果而对一脸疲态的救援人员催促再三。否则，公众也有理由怀疑，在这位记者心里是否相信直播高于救灾？
这些年，媒介素养成为热词，我们思考怎么培养受众辨别信息的能力、培养受众对受害者的人文关怀。然而，我们是不是放松了对于处在新闻传播链上游的一些记者的要求？一则新闻该不该报、能不能报、应该怎样报，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新闻学界早有讨论，有学者指出：“新闻的本质是人，新闻必须基于事实报道来关怀人。”但其实无需学界来重申这一观点，记者自入职第一天起即被告知新闻为人民服务。既然为人民服务，自然要以人为尺度，进而以人文关怀和人本主义作为自我把关的要求。如果不能秉持此种信念，那就只能做好面对舆论批评的准备。
新媒体语境下，我们现在怎样做记者？借用马克思·韦伯的观点，驾驭新技术的工具理性当然很重要，但该坚守的价值理性也不能丢掉：记者要以事实为躯干，以道德为血液，真正做到以人为中心。或许有人说，这样的要求未免太高了，可这也正是新闻界崇高之所在。
作者 张雨龙/南京师范大学（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栏目立场）
编辑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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