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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一次宴会上,朱德总司令看到人群中的一个人时,突然脸露笑意,径直走向了那处。他指着那个人笑着说道:“营长同志,还记得我吗?你还下过我的枪呢”。
这位将军一下子满脸通红,结巴的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在一旁的周总理为了缓解尴尬,赶快开口:“老总,你可不能记仇啊,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嘛!”
朱老总笑着说道:“不是记仇,我这是记得有一位好营长。”
为什么朱老总会调侃这个将军呢?这位将军叫做袁也烈,曾在南昌起义时,下过朱老总的枪。
袁也烈是湖南洞口县人,1899年生于当地一耕读之家,本名袁炎烈。父亲早年考中秀才,虽然没有走上仕途,却也是当地受人尊重的读书人。袁父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奢求,只求自己的儿子好好学习,希望以后能够干出一番事业,做出光宗耀祖的大事。
1921年秋,袁也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为毛泽东的学弟。
这个时候,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第一师范学校,却还经常会回母校举办各种讲座。
在“一师”,袁也烈不止一次聆听过毛泽东的演讲,讲台上的毛泽东抑扬顿挫、慷慨激昂,呼吁青年们“志当存高远”,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读书,为全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对毛泽东这位有文才、有胆魄、有眼光的学长,袁也烈钦佩不已,并由此萌生出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地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各种活动。
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是袁也烈的革命导师也毫不为过。
1924年,袁也烈从湖南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身前往了广州,并考入了桂军军官学校。在校期间,他参加了由共产党组织创立的“火星社”。
随后广州发生军阀叛乱,袁也烈组织动员了两百多名学生起义,投靠了黄埔军校,参与到讨伐叛军的战斗中。随后,袁也烈便留在了黄埔军校,在政治部当教员。这时,他的直接领导是周恩来和聂荣臻,不久后 就加入了共产党。
在他教的黄埔第四期之中,有个学生叫林彪,那个时候谁也不曾想到,林彪会如此厉害,后来叶挺建立独立团,袁也烈成为独立团第6连的连长,林彪则被任命为他手下的实习排长。
战争期间,袁也烈挺照顾林帅的,经常将他带在身边,教授他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对林帅战斗经验的积累很有帮助,对于这份恩情林帅一直谨记于心,即使建国后成为开国元帅,见到袁老后,也会敬称一声“老师”。
后来独立团成为北伐军的先锋军,袁也烈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在攻占贺胜桥和武昌城的战斗中立下大功,被提升为副营长。
南昌起义时,袁也烈也率部参加了,起义中途还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一位四十多岁,穿着国民党军装的军官骑马冲向袁也烈,袁也烈不知来者就是朱老总,将他拦了下来,并下了他的枪。
事后,袁也烈知道自己抓错了人,连忙跑去向朱老总“请罪”。朱老总也不是那种小气的人,用家乡话夸袁也烈“你警惕性还蛮高的嘛!”。大家相互握手,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但局部的胜利,无法改变起义军南下的最终失败。既然在潮汕地区已无法立足,袁也烈就听从组织的安排,返回湖南洞口老家,加入湘西南特支委,担任兵运委员。
1931年,他在广东乳源县的一场战斗中受了重伤,袁也烈化名袁映吾被组织送往上海接受治疗。经过几个月的休养,他的伤势渐渐痊愈,在他收拾行囊准备几天后出发,返回根据地时,却在一天夜里,被几个突然闯进来的英国巡捕抓走,很快被引渡给特务机关。
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但袁也烈忍受所有痛苦,坚持称自己是一个来沪做生意的商人。敌人虽然不相信他,但没有掌握他任何证据,最后还是以“危害国民罪”判他入狱五年。
出狱后,袁也烈千方百计找到党组织,经北方局审查恢复了党的关系,从此把袁炎烈改名为袁也烈。
1937年袁也烈经工作调动回到了北京,担任解放先锋队的武装部长,为当时的一批爱国青年提供教育和游击战术训练。1939年,袁也烈受徐向前重用被提拔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部长,这也为中国抗日历史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年轻八路军。
1944年中央军委决定,将原冀鲁边、清河两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袁也烈任参谋长,军区刚成立,就发生了一件趣事。
一架日军飞机出了事故迫降,飞行员被当地武装民兵擒获。经过审讯,这名飞行员居然是冈村宁次的侄子。
日军对他的安全也很是关心,他们出动3架飞机投掷传单,请求我军“不要杀害俘虏,将有重大酬谢”。
袁也烈就和他们谈判,日军表示愿意用机枪子弹来换,袁也烈却不要弹药,而是要人。在袁也烈的安排下,日军分批释放了我军30多名团、营、连级干部。
1948年,华东野战军机关转移到渤海,袁也烈去向陈毅司令员汇报情况。陈毅一听他的名字,直接惊呼:“你是不是南昌起义的袁也烈?”
陈毅
原来南昌起义时,陈毅是25师73团的政治指导员,两人也算是共度生死的老战友,只是这么多年未见,面容上也快认不出了。时隔几十年,老战友相见,陈毅非常激动。
渤海军区组建解放军第七师,由袁也烈亲自担任师长,面对国军的攻势,袁也烈“三打邹平城”,歼敌两千多人,还击毙了国军少将师长李凯荣,粉碎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图谋。
解放后,袁也烈又“改行”到海军工作,在华东军区海军当过副司令员、司令员,后来陶勇任司令员,他改任政委。陶勇是华野著名的“叶王陶”之一,也只是中将,担任政委的袁也烈,军衔自然也不会更高。
也就是说,袁也烈参加革命,其实是“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1953年,毛主席视察长江中下游省市时,接见了华东军区司令员陶勇,以及袁也烈等人,听到袁也烈的介绍后,他握着袁也烈的手说:“你就是袁也烈,你就是袁也烈,你也到海军来了。啊,你原来是在山东部队工作的,你是长沙第一师范的,记得你是湖南洞口人吧?”
袁也烈激动的说:“是的,主席记性真好”
1955年授衔的基本标准是:军委委员级授予大将,兵团级授予上将,军级授予中将,袁也烈只是副军级,就是标准的少将军衔了。
5年的牢狱生活,再加上出狱后党组织的一段审查,袁也烈直到12年后,即1944年才再次进入部队,成为军事主官;因此他在这一段时期革命资历的缺失,就成为了他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的主要原因。
南昌起义时,他就是主力营72团3营的营长,当时郭化若是营长,林总、聂鹤亭是连长,许光达是代连长,杨至成、萧克是连指导员,唐天际是副连长。很多部下,军衔都超过他,不过资历方面,袁也烈是比较高的,至少在少将中,他是最高的。因为少将中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并在当时担任军官的也只有他一人。
袁也烈却淡然地说:“我从参加革命的时候开始,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了救国救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想到要当什么官。党给我的荣誉和待遇,不是太低了,而是太高了。”
特殊时期,袁也烈含冤去世,1979年,总政治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随后,他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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