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村妇女。 （胡桂香/图）
中国进入“三孩”时代之后，湖南省妇女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沙师范学院教授胡桂香在湖南省沅江市草尾镇西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对于“您会生三孩吗”这个问题，受访的育龄妇女大多没有给出肯定的回答。
2022年1月，胡桂香的论文《生抑或不生：“三孩”政策对农村妇女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南西村的田野调查》发表在《广州大学学报》。
西村女性的答案是全国的缩影，各地调查给出了相似的结论。2021年6到7月，浙江、重庆、山东、四川多地对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进行调研，浙江省和山东省青岛市的报告分别显示，农村青年婚恋意愿下降、生育意愿不强，以及生育二孩、三孩意愿不高。
在生育政策研究里，有学者研究三孩政策带来的社会变化，有专家追问政策需要的配套措施，也有研究指出政策给女性职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但对于放弃城市工作、回到农村生育和养育后代的留守女性，既往研究几乎是空白。
从2008年开始，当时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桂香在西村进行了为期四年的田野调查，并完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西村妇女1950-1980》一书，描述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当地女性的影响。这一次，胡桂香继续深入西村，试图探究农村女性选择不生的原因。
胡桂香。 （资料图/图）
“多子多福”观念比上一辈淡薄
南方周末：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西村妇女》到《“三孩”政策对农村妇女的影响研究》，这些年生育政策发生了不少变化。伴随政策，西村有什么变化？
胡桂香：我的博士论文在2014年出版成书，到最近的论文之间隔了八九年没有做访谈，不过西村是我婆家的村子，所以我在春节、寒暑假也会暂住，尽管没有学术上的访谈，也会在一起聊天，会看到哪家又生了小孩。
在二孩放开之后，有一些人在自己父母、公婆的劝说下生了，可是到了三孩，他们生育意愿降低了很多。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起来的80后和90后，已经接受了独生好的观念，对小孩的期待变高，也可以感受到抚养一个小孩的压力，所以三孩的生育意愿并不高。
南方周末：年轻女性还会像上一辈一样抱持“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观念吗？
胡桂香：这种观念比较淡薄了。以前的女性不断生多个孩子，确实是为了生男孩。在农业社会里，家庭也确实需要很多男性成员做劳动力，像村里一位老人，生了7个女儿。她以前会有羞耻感，不太出门，村里有人办大寿、办喜事她都不愿意来，她担心别人不高兴，也对自己不满意。
可是到了现在，村民们好羡慕她，他们说她有那么多女儿，零花钱多得花不完，每一个女儿都给钱、买衣服、买吃的。这种变化也扭转了村民的性别偏好，女性不太会因为生不出儿子而不停生育。在我的受访者里，也有生了两个女儿而不想继续生育的人。
南方周末：在论文里有一些受访者选择了生育二孩，但不愿意生育三孩，区别在哪里？
胡桂香：从二孩到三孩，养育难度是升高的。她们不愿意生育，一方面是她们对孩子有期待，而照料和养育的成本太高，另一方面是基础设施确实不够。有人会告诉我，担心未来孩子上学的问题。过去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很多村里小孩太少，于是撤点并校，村里没有幼儿园和小学，上学要去的地方也太远。现在她们考虑是否生育三孩的时候，就会说以后我的小孩没办法上幼儿园、没办法上小学。
南方周末：最近比较受关注的职场生育歧视、生育险等方面，也会让她们感到担忧吗？
胡桂香：也会的。我当然不会问她们对生育健康保障的看法，但会问会不会做产检，生育有没有报销。有些人说，如果在城市生育，回来报销会很麻烦，如果在村里就会有农村合作医疗来报销，而产检比较贵，就做得比较少。
流入地的工厂一般不会为她们缴纳生育险，她们也就不能申领生育津贴和休产假——对她们来说，回到村里生育就是不工作，就是产假了。
在这些方面农村女性和城市女性的诉求就会有差别。比方说现在要求男女休一样的产假和育儿假，可是对于这些农村家庭来说，经济保障就成了问题。男女一起休假，谁来出钱呢——这就变成了社会福利的问题。这个话题城市里炒得很热，可解决不了农村女性的需求，你在农村里和她们谈这些话题，她们也不懂这是什么。
然而，城乡的女性看起来关注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本质上都是经济压力太大，只不过具体的问题不同，解决方式也不同。
因生育而留守
南方周末：你在论文里提到，农村女性会因生育而留守，留守和生育意愿低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胡桂香：西村的很多年轻人在外地打工，在打工中找到女朋友，然后回家结婚，结完婚年轻夫妻一起外出打工，等到怀孕要生小孩时就回家待产，根据我的统计，西村大部分育龄妇女都曾有留守经历，最长的曾留守8年，最短的1年，访谈里也发现，绝大部分留守是因为生育。
留守会给女性带来生理和精神上的苦恼，也会带来婚姻危机，其中一个人在访谈里说，老公在长沙打工，她留守带两个女儿，在老公回家之后发现手机里的暧昧信息，觉得很伤心。村支书也说，夫妻之间的分离使得当地的离婚率上升。
南方周末：你在论文里提到另一个因素，就是女性对家里的性别分工不满。“男主外女主内”并不是这些年的新现象，是这一代的年轻女性更加在意这个问题了吗？
胡桂香：是的，有很大的变化，对于80后和90后来说，女性对家务平等的要求是更高的。但另一方面，回到三孩政策的话，你会发现，又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固定分工，传统的文化又呈现出来了。
现在的80后和90后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也能接受新的思想，如果你问农村男性，他们肯定会说，自己认可性别平等，会尊重女性，尊重自己的妻子，但另一方面，农村的女性和城市女性不同，在城市里更容易找到工作，赚到钱，而农村女性就没有这么多选择。
即便是留守在家养育小孩，也是为家庭创造价值的体现，但这是无偿的劳动，也导致了家庭地位的不平衡——家庭需要带小孩，不会要求男性留守带小孩。男性当然会说，没关系，我赚了钱就全部给到你。可权力关系就在这种时候体现——只有赚到钱的时候你才是老大。
家务劳动一直不受重视，目前我在西村还没有看到太大变化。怎么使做家务的人地位提高，怎么使家务劳动社会化，这是世界性的问题。
南方周末：年轻一代的女性拥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也有更多的知识，你在论文里也提到，她们有时会在照料小孩时候和婆婆产生冲突。从纵向上来看，这可以看作是年轻女性的家庭地位有所提升的体现吗？
胡桂香：她们拥有的知识确实多了，市面上有很多育儿教科书，也有互联网，她们可能不再需要上一辈传承下来的育儿知识了，你可以将之理解成地位的变化。但我没有做过纵向上的比较，或许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育儿方式。
但就性别研究而言，我们需要关注性别之间的比较。如果你纵向看待上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的变化，女性的地位一定是有所提升的。但对比同一时间的男性，你会发现男性得到的资源更多。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我们要关注为什么男性获得的资源和权利一直比女性多。
生育政策里的社会性别视角
南方周末：你对西村的观察和研究从2008年就开始了，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村子？
胡桂香：博士时我想选一个村做田野调查，我出身农村，本来想选自己的村子。当时我的导师说，自己的村子太熟悉了，你可能会有些主观偏见。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自己的村，彼此都太熟悉了，尽管学术伦理要求所有访谈都要保密，对方仍然可能担忧我向其他人泄露谈话内容，而不会毫无保留地说出真实情况。于是我就选择了同一个县的另一个村子——我婆家的村子。
西村妇女。 （胡桂香/图）
南方周末：在两份研究里，你一直强调使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对生育政策研究来说，社会性别视角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女性个体经验和体会的重要性又体现在哪里？
胡桂香：社会性别的概念来自西方，它是在讲一种权力关系，强调用性别的视角看待问题。在社会发展的历程里，我们是在关注人的发展，而人，就是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社会性别的视角，就是促使我们关注性别，关注女性。目前对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有一些改观，但还不够。像计划生育政策需要在妇女身上实施节育措施，那我们就要听到她们的声音，听到她们对政策真实的想法，这就是很好也很重要的事情。
南方周末：在2014年的论文里，你将农村女性对节育的态度变化概括为“从观望到无奈，从个别人的自由选择到集体行动”，这个变化具体是什么样的，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胡桂香：我这本书所写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把这段历史分成了三个部分：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现在很多人说计划生育政策，是指独生子女政策。事实上1950年代人口普查之后，1956年就开始提倡有计划的生育。1956年公布的《1956-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就提倡“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推广和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到70年代，就提出了“晚、稀、少”的政策，“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再到80年代，就是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了。
我在西村调研发现，妇女的态度随着政策转变：她们在1970年代对于计划生育的态度是很好的，尤其因为集体化时生育太过密集，很多时候女性是想少生的，所以政策支持她们少生，她们是乐意的，也就逐渐接受了。
但到了1980年代政策变得严格，这一阶段的核心是“冲突与妥协”。当时无论城乡全部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当然农村的政策有所放缓——第一胎是女孩，就可以间隔三到四年再生一个，而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生了。这段时间对领导干部来讲生育也成了重要的考核指标，采取的措施也严格，于是村民为了生育，就会产生冲突。
在政策影响下，村民妥协和接受了，也就是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村子一直都是一胎化的，一直到2013年实施单独两孩政策。
南方周末：1950年代，你在论文里提到当时女性把生育作为负担，会用土法去避免怀孕，这其实是当时普遍的状况吗？
胡桂香：比较普遍，包括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里也会提到，女性如果不知道一两种避孕的土法，简直都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女人。当时提出的要求是男女都一样，女性要加入集体劳动，加入社会化大生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这对女性来说是很辛苦的，她们既要参加劳动，又要生下和抚育小孩，在西村调查，我时常听到老奶奶们说，自己挺着大肚子在稻田里插秧、摘棉花，在劳动的时候就发作了，于是生在路上。当时她们采取的方法就是不同床或者体外射精的方法，有些人还提到，因为拒绝同房睡而被老公打。
另一方面，她们对使用避孕手段也有羞耻感，子宫帽、子宫栓这些涉及性器官，她们就会感到羞耻，也有抵触。有人会在怀孕之后用带子使劲勒肚子，或者捶肚子。在当时繁重的劳动之下，生产的负担是很重的，而且那一批铁姑娘、三八红旗手都是无性别化的，所以她们有时候也担心生育会让自己落后。
南方周末记者 庞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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