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战争的舆论大潮之中,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事件很容易失去注意力。也许事件终有结局,但农村与女性的境况,值得我们更长久的注视,而不是无疾而终地离开公众视野。
从 2019 年开始,一位来自农村的女性匿名在知乎问题《农村大量男光棍问题怎么解决?》下回答,讲述自己在农村重男轻女的背景下经历的家庭暴力、强制劳动、言语羞辱等歧视和剥削。她的妹妹在出生时差点被母亲掐死,常年逃跑和挨打的小妹妹不知所踪。
今年 2 月,她犹豫许久后更新了回答。“从小到大,我目睹过很多次这种古老的罪恶买卖,这么多年,那里的女性地位,仍然一如既往。希望,恳求大家持续关注此事件,支持全面倒查以及呼吁当地全面普法。”
为什么这些罪恶反复被容忍?背后的历史和可能的出路有哪些?今天,单读提醒大家不要过早地失忆。我们重新梳理了 12 本关于中国农村与女性的研究与非虚构作品,它们无一不指向我们需要正视的现实。
01 乡镇是如何运作的
作者进入一个匿名乡镇的第一天,接待他的小镇书记在他面前将酒一饮而尽,告诉他要做乡镇调研,就一定要从吃饭和喝酒开始。果不其然,作者于 2003 年至 2004 年在乡镇和村干部身旁亲历的数次基层的“政治剧场”中,就有多次发生在饭桌上。他也因此在“私事公办”与“公事私办”的交错中,在乡镇政府官员与村干部的权力互动中,亲身见证了一套完整的乡村基层工作方法论。
调研的开始和结束,作者各亲历了一次省级和市级的检查。每一次,乡镇政府都拿出革命式的动员方法来应对。比如负责计生的干部先把各组的对象户都操练了一遍,先清走暂住人员,再安排熟悉情况的干部顶替不熟悉的,甚至让干部“客串”村民。一位“化外高人”点评说:“你说这个检查是真的,它也蛮真,是假的,也蛮假,就看你怎么看了。”
02 农村妇女被双重边缘化
农村中的妇女是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这是我们在新闻中反复被刺痛之处,也是这本书理解农村历史的中心视角。作者搜集了生长在关中和陕南的村庄的 72 位老年女性的生活史,她们从建国之前的懵懂时期,一直讲述到 80 年代农村的集体化时期,以及经济改革后妇女与新秩序的关系。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奶奶们对主流历史带有个人色彩的重述,甚至反驳。
大部分章节由妇女在各历史时期承担的角色为名:通过德行担任领导的“寡妇”、实施《婚姻法》的“积极分子”、从事集体化农耕的“农民”、在新旧传统之间的“接生员”、家务与农活并重的“母亲”、被宣传与效仿的妇女劳动“模范”、运动中从家庭走向集体的“劳动者”、经济改革后被留在村里的年老“叙述者”……这些角色从未在主流历史中得到过完整叙述。可以瞥见,农村妇女的命运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的安排。
03 中国式自杀的悲剧
“中国式自杀”指的是:中国女性的自杀率比男性高、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比城市高、中国主要的自杀方式是喝农药、中国的自杀者有约三分之一并无精神疾病。这些现象与世界范围内的自杀数据相悖。但你却能立刻看见一个典型的自杀者形象:一位委屈的农村妇女喝下了农药。
作者首先认为,中国的自杀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或者精神问题,而是一个在家庭政治的权力游戏中争得上风的问题。家庭内部的互动基于两种资本,即权力资本和道德资本。而他在华北某县观察与记录的自杀案例,往往是在权力资本不足的情况下,以自杀为手段获取最高的道德资本,即正义。
这样的理论框架也许洞悉了中国农村作为礼义社会的内核,但以此理解受到压迫的女性——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并称她们为“愚拙者”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了。但书中描绘的悲剧依然值得一读。谢丽华主编的《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可以作为这本书的补充阅读。
04 在农村,什么是恶?
为什么一个村庄会有二十多人参与恶性杀人事件,还有二百余人在现场观看?为什么“恶有恶报”这类习惯法不仅能越过法律统治村庄,还能利用国家“阶级斗争”的语言进行集体惩罚?在农村,到底什么是罪恶,什么不是?为什么有些“孽”在农村是可以造的?
作者从国家法和乡村之“法”的冲突出发,以从 1975 年开始在云南一个村落的调研为基础,交叉引用涂尔干和福柯的理论,讨论中国农村在与国家权力的互动中,如何认识罪恶、如何惩罚自己的村民与外来者。
05 农民和自由恋爱
农民和自由恋爱,这一组词语很少出现在我们眼前,只有反例层出不穷。作者认为,我们长久以来忽视了部分地区的农民对亲密关系的追求,尤其是家庭生活在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的改变。他衔接 1948 年人类学家许烺光写作的《祖荫下》讲述,回到自己生活过七年的东北下岬村,研究私人领域中女性意识、欲望、孝道、个人利益等观念的改变。作者对人们在走出祖荫过程中变成了“无公德的个人”表达忧虑,但书中的案例也能让人看见农村父权制松动的希望。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书中写外来儿媳对公公破口大骂:“我知道你对婆婆就跟对保姆一样,打她就像家常便饭。你是个什么东西!你甭想再在家里称王称霸了!告诉你,我可是高中毕业生。我婆婆在天之灵让我来跟你斗!”
06 农村女性的后台权力
由于婚后从夫居的制度,婚姻关系被置于宗族关系之下,成为农村父权制的基础。但在大家族的内部,女性从未放弃争取自己的生活空间。作者从很少见的“女性地方志”的视角出发,通过研究山东的农村女性在娘家与婆家双边关系中的角色,发现她们如何在双边的夹缝中利用资源,获得“后台权力”。
最近事件里引用很多的《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也大篇幅地提到,婚姻迁移后社会支持的缺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公权力更应该关注容易失去社会关系保护的妇女,让“后台权力”走向前台,让法律(而不是人际关系)成为弱者的依靠。
07 不可言说的女孩
《梁庄十年》是作者继《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第三部关于故乡梁庄的非虚构作品。作者意识到,梁庄里的女性角色在之前两本书中都没有名字。她们是五奶奶、虎子妈、韩家媳妇,但作为个体、作为少女的她们在叙述中被抹去了。在这本书里,作者不仅把名字归还给她们,还去追寻那些离开梁庄的女性的下落,记录在“丢失的女儿”这一节里。
她写道:“在每一个村庄里面,都有不可言说的女孩。那些女孩,或者因为漂亮,或者因为某种遭遇,或者因为行为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力,而变成了灰色的存在。说起她们时,人们会互相看一眼,那一眼很深很深,好像那些女孩子就埋在那很深很深的后面,任其发酵、腐烂,最后被人遗忘。”
08 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
作者在 2016 年发表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中讲述了婆家三代亲戚命运的起伏,又一次点燃了关于农村现状的讨论。作为标题中的农村儿媳,作者也借此机会反思自己在出走农村的过程中疏离的亲人,真诚又理性地书写他们所遭受的结构性的苦难。
她用这样的词形容农村的家庭教育缺失,以及留守儿童的问题:“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那些难以想象的一生的贫困与恐惧的记忆,会以何种形式驻留?
09 乡村与社会之间的缝隙
这本书以日记体的形式,直接地记录了作者在 1996 年在河南乡村的田野调查。一页页翻来,可以看见作者每天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与谁交谈,形成了怎样的思考。他集中关注两类问题,一是土地改革中的小农生存问题,二是地方政府脱离社会甚至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问题。
9 月 21 日,作者记录了“一个走出传统封闭乡村的女性”的故事。和那则广为传播的知乎回答相似,这名女性不愿意在农村围着小孩和锅台转,也不愿意在城里替有钱人生孩子,希望能靠自己的力量与村落、土地和父辈的生活方式割断联系。作者见到她时,她是离异的党校老师的女友,在这位比她大二十岁的班主任的帮衬下在城里打工。
10 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互动
这个书单中有许多作者在讨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时,引用了美国学者杜赞奇的这本书。他提出的两个概念被广泛使用:
第一个是“经纪人”的概念,指在体制外为实现自身利益帮助国家在农村基层构建权力网络的人。书单中的《小镇喧嚣》就用以此描绘村干部在农村与政府之间的角色。但正如王金玲主编的《跨地域拐卖或拐骗》中的被拐卖妇女指出,村干部也会“向着自己人”。第二个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指国家权力在触及农村时只能复制其固有的社会控制方法。书单中的《小村故事》中提到,乡村士绅要么自我保全,要么成为恶霸,其中就有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原因。
作者和下本书的作者黄宗智一同,将“内卷化”的概念引入中国的农村研究。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内卷”这个词才在城市的语境中大流行。
11 小农经济的内卷化
同是以华北农村作为研究对象,黄宗智对“内卷化”的运用更多地在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层面。他在这本经典的农村经济研究中尝试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华北农村的小农经济不仅没有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变,还陷入了生产力与收入的长期停滞?
他从人口压力和土地资源的紧张出发,认为这两者的冲突导致了土地的回报率高而劳动的回报率低,让土地分割为家庭式农场,阻止了农业的高度集约化的发展。这就是他所指的“内卷化”——土地有限,家庭劳动力又无法减少,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劳动力,劳动力的回报更低。种种社会和政治的因素导致了农村的窘迫。他写道:“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生活方式。一旦再遭受到其他压力——无论是赋税加重,市场价格升降的打击,政权的滥用,战争和盗匪,抑或天灾——便很容易颠覆。”
12 被牺牲的淮北
作者研究的淮北核心地区以清代行政规划为准,包含今日江苏的宿迁、连云港和徐州等地。唐宋之前,淮北是有名的富庶之地。现今,淮北常和贫穷与妇女拐卖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一个地区会从鱼米之乡变成穷山恶水之地?作者在结语里回顾淮北从明代到清末的变化:
“世界没有哪条大河像淮河那样,被一条更大的河流蹂躏了近千年,最后竟被拦腰截去了整个中下游;中国没有哪个地区像淮北那样,被最高决策者作为‘局部利益’,为顾全‘大局’而牺牲了数百年,使这个地区经历了发达而又辉煌的远古和中古时期,又经历了衰败而又贫穷的近古及近代时期。”
他最后总结,由于政治决策导致的严重的贫富分化,弱势民众必须人身依附强势群体。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在这里,“行政权力统治社会”,在这里,社会的普遍价值是比官本位更恶劣的“权本位”。这本书的的分析止于 20 世纪 40 年代之后。
编辑:菜市场
▼
现在加入单读全年订阅
追问不停
","content_hash":"e0092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