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侯皓议
史英哲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研究一部主任。研究领域包括绿色债券、银行经营管理、金融市场与创新等。
“能源结构的调整不仅仅涉及能源的产出结构，还涉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仍需深入研究能源技术，科学把握能源变革的规律，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市场协调发展。”
“中国推出了多款开创性可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构建了领先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债券市场，为全球可持续金融市场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随着社会经济绿色发展的推进，碳中和债还有巨大发展空间，有望成为吸引境内外责任投资者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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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球能源市场发生严重的能源紧缺，能源价格急剧攀升。在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背景下，能源产品价格一路攀升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供电紧张，工业生产承压，令经济复苏和能源安全蒙上阴影，也使从传统能源到清洁能源的转型，更加迫在眉睫。
为积极应对气候环境挑战，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我国主动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那么，此轮全球能源紧缺对我国有何警示？未来，我国的绿色发展之路还需完善哪些方面？为此，本刊专访了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研究一部主任史英哲。
供需矛盾，能源价格飙升
记者：10月初，国际市场的WTI原油和布伦特岩油价格纷纷创下了2014年以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也导致欧洲爆发能源紧缺，并且有向印度等新兴国家蔓延的趋势，全球能源紧缺问题短期不容乐观。对于此次全球能源紧缺，您认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史英哲：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能源需求曾出现一轮下降，部分能源生产企业也因新冠肺炎疫情停工停产。
2021年以来，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得到缓解后，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出现反弹，经济呈现一定的复苏，客观上对能源需求持续增加。但是由于能源生产企业从新冠肺炎疫情之初停产到恢复生产需要时间，产业链上下游存在时间匹配的问题，全球供应链迟迟无法恢复，导致大宗商品产能短缺，价格暴涨。
除此之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全球各个主要国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美国为例，截至目前，美国发行的国债规模已经达到了28万亿美元，创下了历史之最。美国政府不仅通过下调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来向市场释放流动性，甚至直接把现金发放到了企业家和居民手中。其结果是实际购买力快速提升，进一步增加了需求端快速恢复，再加上能源很难在市场上找到其他的替代品，于是，能源价格的暴涨就在情理之中。
造成全球能源供应紧张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多变和异常的气候。
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极端天气的发生天数明显高于2020年，德国出现了超级洪水，北欧风力强度下降，美国出现了极端严寒和山火，巴西则出现了罕见的干旱现象，我国的河南、山西等多地也发生了洪涝灾害。极端天气的增加严重影响了能源供给，也增加了对能源的需求。如在欧洲，受到极端高压的影响，出现大面积干旱天气，干旱导致欧洲的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供应不足，德国今年上半年的风力发电量同比大幅缩减21%，由此产生的能源供应缺口需要煤炭和天然气发电补充。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能源供需之间不平衡，从而造成了此次全球能源的紧缺。
能源结构调整并非一蹴而就
记者：有分析认为，从中长期而言，全球碳中和背景下，传统能源产能日益萎缩与绿色新能源供给波动较大的交织影响，使得能源紧缺的情形可能愈演愈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您的建议是什么？
史英哲：虽然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一次能源由于缺乏供给弹性而较难迅速调节以弥补供需缺口，但近年来世界不少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较快扩张，相关政策措施增加了电力、热力等二次能源的供应，客观上有助于缓解一次能源价格暴涨引发的电力供需缺口问题。
然而，风电、光电等新能源与天气、季节有着较强的相关性，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阳光不足，光电无法满负荷发电。在风平浪静的时候，风力发电就无法持续。如2020年底，美国得克萨斯州极寒天气不仅冻住了发电风机叶片，同样冻住了煤电企业的供水通道，也影响到了天然气的管网输送。而当阳光普照与风力较强的时候，光电与风电供应会大幅增长，从而超过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电力需求，但储能基础设施尚无法满足清洁能源在高峰时过量发电的储备需要，难以发挥新能源发电削峰填谷的作用。新能源储能等技术发展滞后是构成二次能源紧缺的重要因素。
在储能技术尚未成熟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发电尚未形成可靠的韧性，无法抵御自然灾害带来的供给压力。这警示我们，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无法一蹴而就，仍然任重道远，充满挑战。
能源结构的调整不仅仅涉及能源的产出结构，还涉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发展有赖于技术创新，当前储能基础设施仍然未能满足风电、光电等储能需求，所以仍需要深入研究能源技术，科学把握能源变革的规律，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市场协调发展，大力鼓励新能源技术创新，为中长期的能源变革与结构优化发挥重要作用。
以光伏为例，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综合考虑发、输、配、用、储等各个环节。建议积极从全局的、长远的角度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和前沿技术创新，服务于未来主力电源光伏发电的发展，让光伏发电安全、稳定、高效、可靠地融入新型电力系统。
中国绿色方案，领先全球
记者：我国高度重视金融在绿色与低碳发展中的作用，是最早发展绿色金融的国家之一。过去五年间，我国积极构建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支持绿色与低碳发展。我国目前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史英哲：中国在改革开放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逐渐意识到粗放的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伴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深入，绿色金融应运而生。在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进程之下，我国成为全球首个由政府推动并建立较为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国家。绿色金融市场在建立之初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顶层设计，并在政策体系构建、产品创新、地方实践等多个维度取得了诸多进展。作为推动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绿色金融有效地引导了更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对污染治理端口前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快了经济绿色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近十年来，中国在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第一，中国银行业推出了各类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和扶贫金融业务。截至2020年底，中国21家主要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已接近12万亿元，排名世界第一。这主要归功于中国金融市场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监管体制与规范化的统计制度，大力促进了绿色信贷识别效率。关于普惠金融，自2005年以来，政府鼓励金融市场积极创新，更好地服务中小型企业融资需求。据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统计，截至2020年底，54家上市银行已向中小型企业提供了7.58万亿元的融资。
第二，推动了可持续发展债券市场的稳步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债券市场包含绿色债券(可细分为普通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券和蓝色债券)、防疫债券、乡村振兴债券、扶贫债券和社会责任债券。过去5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在国际上取得了亮眼成绩，累计发行规模已超1.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吸引了众多国际投资者关注中国市场。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既有在岸发行的绿色债券，也有离岸绿色债券，每年的发行数量几乎都超过100只，市场十分活跃。
2021年2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推动发行了首批碳中和债券，上半年发行规模达1397.13亿元，占同期绿色债券市场总发行量的45.4%。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扶贫债券和乡村振兴债券过去5年的累计发行规模约为4606.5亿元；防疫债券发行规模超1.3万亿元，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央政府发行的抗疫特别国债。2020年，兴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还发行了数笔离岸和在岸蓝色债券。
总体而言，中国推出了多款开创性可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构建了领先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债券市场，为全球可持续金融市场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随着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的共同责任和使命，加强国际交流，开创合作共赢新模式也成为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的首要关键词。
未来，我们要鼓励更多机构参与到可持续发展领域中，将可持续发展战略贯穿公司所有业务部门，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商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同时，要加强可持续发展技术、标准和教育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在可持续发展标准方面，国内与国际逐步建立比较一致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标准及方法；在可持续发展技术方面，促进国际技术双向转移合作，开展市场碳足迹跟踪测量工作，大力推动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研发；在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借鉴欧美成熟教育体系，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
绿色评价系统，金融机构的必需品
记者：在绿色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背景下，推进绿色金融发展也是我国金融业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契机。您认为，未来发展绿色金融，还需要完善哪些方面？
史英哲：如果把过去绿色金融的发展看作第一个阶段或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绿色金融的主要工作是强调绿色意识。从目前来看，不论从监管还是企业、机构，都已经意识到绿色金融的重要性。绿色金融下一阶段的发展，更多的是如何将绿色金融的意识付诸实践。如何让绿色金融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绿色发展，这也是贯彻党中央对金融工作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绿色金融意识已经完全普及，绿色意识仍需加大推广。
绝大部分金融机构仍彷徨于如何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一方面要面对绿色业务的风险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内部缺少相关的支撑能力。对绿色业务的理解与开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绿色评价系统的建设是金融机构的必需品，也应该是金融机构实现制度化推动绿色金融业务的第一步。所谓绿色评价，就是对项目的环境属性及价值特点进行评估测算，包括绿色项目认定和环境效益测算这两项基本内容，另外也可以涵盖环境权益评估、环境风险度量等。
首先，绿色评价系统能够让金融机构识别金融资产是否是绿色资产，把握绿色机遇。
快速批量化地识别绿色资产是金融机构可持续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基础，而这项工作必须通过信息系统来实现。之前，国内某大型金融机构就出现过在发行了首单绿色金融产品之后，由于缺乏绿色资产识别与归集，无法继续发行第二单绿色金融产品的尴尬局面。通过绿色评价系统的支撑，可以让金融机构把握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的发展机遇，持续开展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业务。
其次，绿色评价可以体现金融机构在社会绿色发展中所贡献的生态价值。
金融一定要服务实体经济，更要服务实体经济的绿色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单纯地计量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业务量是比较粗放的，也是当前缺少信息支撑的无奈之举。准确计量金融机构的生态贡献，就要计量金融机构实现的碳减排以及其他重要的环境效益。对于每一笔金融业务，在记录其经济效益的同时都尽可能地记录下环境效益、进行绿色评价，自然而然地就体现出金融机构的生态价值贡献，也树立了金融机构推动社会绿色转型发展的榜样作用。
最后，绿色评价系统可以让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者更好更快地识别环境气候风险。
近年来，气候变暖以及经济快速绿色转型中，气候风险事件以及因环境气候适应带来的资产搁浅风险案例频频出现。由此可以看出，金融机构没有纳入环境气候风险的那些传统的风险评估模型已经不合时宜了，非常有必要把环境气候对金融资产的影响纳入风险评估的过程，这样才能帮助金融机构准确地挖掘绿色资产的经济效益，同时避免棕色资产的环境风险。
绿色投资，潜力无限
记者：尽管全球经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但绿色投资新模式却逆势上扬。那么，未来相关绿色产品投资还有哪些新机遇？
史英哲：相比其他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与发展为绿色固收类产品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中国现有固收类绿色金融产品主要为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公募基金、绿色理财产品、绿色信托。而随着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的有效部署与持续推进，中国绿色金融产品，尤其是以绿色债券为主的绿色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发展空间巨大，发行量有望进一步增长。在绿色债券的分支下，还有针对“30·60”碳目标设立的碳中和债券，进一步丰富了绿色债券产品序列。随着社会经济绿色发展的推进，碳中和债还有巨大发展空间，有望成为吸引境内外责任投资者的增长点。
基于绿色债券衍生的投资产品还有绿色债券基金，虽然二者投资对象皆为绿色债券，但有本质上的区别。绿色债券投资一般一次只能购买一种债券，投资者需独自承担该债券自身的信用风险与利率风险，且需花费时间与精力自行分析市场价格，决定买入时机与品种。而区别于直接投资单一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公募基金由专业机构管理，可进行分散化投资，即按一定比例同时配置多只绿色债券，降低投资组合风险。以绿色债券为主题的公募基金等面向大众的投资工具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市场有待进一步开发。
除此之外，随着更加多元化、标准化，绿色信托产品也有望成为面向责任投资者的下一片投资蓝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