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部署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时，也提及“社会性流动”问题。会议指出，“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认为，促进社会性流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从解决教育和房价问题等方面着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

双循环下的共同富裕，核心是收入分配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中央重要会议上聚焦共同富裕，您如何看待中央在当下的时间点从“先富带动后富”转向共同富裕？

张明：至少有两方面特殊的意义。第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目标，下一个阶段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居民内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共同富裕是未来20年左右的重要议题。

第二，去年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内循环的关键是如何充分激发国内的大市场。目前来看，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更强的中低收入群体的增长有限，国内市场总体的消费能力偏弱，从激活国内市场的角度，意味着我们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民营企业员工的收入水平，以及通过一些再分配政策来调节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失衡。

南都：效率与公平二者在目前的发展状态下政策优先级出现了哪些变化？

张明：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效率被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公平只是兼顾。当然，效率现在也依然是重点，但随着我们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过去那种单纯强调增长的模式开始出现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系统金融风险累积等，所以目前到了要从单纯地强调快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权衡发展速度和其他的很多问题，来系统性地解决此前的一系列负面问题，即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并行。我认为十九大之后就已经开始调整，总的政策指针开始从效率向公平倾斜。

南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在于生产力的提升，投资与消费等要素如何协同发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明：在消费领域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居民，目前城镇居民对于传统制造品类的消费相对饱和，未来针对他们的消费痛点主要集中在高质量的服务产品，比如高品质的医疗、养老院等；二是对于农村居民以及进城定居的农村家庭而言，更需要侧重让其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比如教育政策、养老体系等，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来实现全国层面的扩大消费与消费升级。

就投资领域而言，目前很多传统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同时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为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如芯片、新材料、航天航空等卡脖子技术。

另外，由于要达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需要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比如汇聚能源生产、安全、经济、消费等数据，构建可感、可知、可视、可控的数据资源体系，打造能源工业互联网；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动互联网新兴技术与低碳产业融合等。

南都：您提出收入分配问题是共同富裕的核心，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在收入分配上存在哪些问题？

张明：分配的失衡可以用两个层面的基尼系数来评估。收入基尼系数当面，中国维持在0.46-0.47，在全球范围内收入不平衡程度偏高，这也是为何再谈共同富裕的原因。目前，我国居民收入主要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缺失累进性质的财产税。

从收入的角度看，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城乡、区域差距，缓解城乡差距核心就是改变户籍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将农村资源变成资产，并为农民资产确权。区域差距方面，目前国内东西部差异格局愈发明显，纯粹通过转移性支付把资源投到西部效率较低，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开放各类资源要素的流动，特别是人财物的跨省流动。要素自由流动可能会带来新一轮地区发展差异化，即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将会加剧，但先行地区发展好之后，会发生产业的外溢、经济的扩张，加上政府有目标的转移支付政策。这些机制将带动后进地区的发展。

南都：如何从金融和资本手段缩小城乡、区域差距？

张明：传统意义上而言，大家把金融业作为一个制造差距的体系，金融业往往“嫌贫爱富”，所以如果要依靠金融业缩小差距，最重要的是推进普惠金融。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实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针对以往难以获得传统信贷资源的小微企业，给它们提供贷款；发展绿色金融，比如建立碳汇交易平台，“西碳东送”，再比如一些高污染企业可以发行绿色债券进行技术改造，债券利率低，既能节能减排，又能让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进行改造。此外，还需发展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的组合具有降低金融交易门槛、促进信息流通和价格发现、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显著优势，其涵盖的长尾市场包含了大量被排斥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低收入群体，提高了后者的资产收益率与资金流动性。

最后，要积极发展ESG主题基金。ESG基金主要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具备社会责任感，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潜质。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将会更加注重公平，更加强调三次分配。愿意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将会受到更多机构投资者的信任，在政策层面也有望得到更多的激励与倾斜，有助于打通促进共同富裕的良性循环。

南都：此次中央也提出了“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具体的实施路径有哪些？

张明：首先需要框定高收入人群的范围，针对的并不应该是工薪阶层，调节的手段主要依靠税收，一类是基于所得的税收，最典型的是个人所得税；一类是基于财产的税收。我国工薪阶层的个税本身并不低，最高可到45%，但针对个人财产的税收措施却并不多见，像企业家、影视明星的税负相对低，并且他们有很多种手法来避税，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合理的。未来要更好实现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平衡，可能会引入一些财产性的税收政策，比如，资本利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等。这种以财产为标的的税收具有累进性质，即被征收对象越富裕，真实税率越高，是部分国家采用较多并行之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手段，未来在中国类似政策可能会陆续出台。

另外，在调节合法的高收入时，也要取缔非法收入，未来将会严厉打击那种基于寻租，套利获得的非法收入。此前我国税收监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最近几年，税收征管逐渐强化，未来执行也将越来越严。

南都：您刚提到，长线而言，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可能会逐步推出，其中房产税已在试点，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房地产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张明：房地产不只是共同富裕的问题，我国房地产行业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到了需要调整的阶段，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如此依赖房地产，其与政府的收入结构、地方发展模式以及商业银行的贷款去向紧密挂钩，老百姓财产的70%以上集中在房地产上，一旦出现问题，就是系统性风险。所以目前针对房地产的政策收紧，行业也面临着全面洗牌，未来中国的商品房市场，我觉得慢慢可能回归到正常水平，不再快速扩张，也不再是唯一的造富机器，大城市的房产仍会增值，但回报率大概是个位数，可能比通胀稍微高一点点。

但其他类型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包括共有产权房、公租房、廉租房在内的保障性住房，未来需要两轨并行，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降低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成本，缩小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解决教育和房价问题畅通向上流动通道

南都：中等收入群体对实现共同富裕意义重大，该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张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从“葫芦形”结构转变成”橄榄形”的社会（两头小中间大），这就要求社会成员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通过规范的上升通道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核心在于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促进机会均等，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而中产阶层壮大以后，使社会稳定性提高，也不排除少数人继续往上走，成为“金字塔尖”上的特别成功人士，但是比重不太高，同时缩小另一低端的比重。

南都：在社会性流动方面，如何畅通向上流动通道？

张明：在各个国家，社会阶层的跃迁主要通过教育来实现，目前中国中低收入家庭通过教育让子女实现阶层跃迁的通道面临一些阻碍。

这也意味着目前的教育体系存在一些问题，如过度重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不足，造成劳动力结构性失业，普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蓝领工人供不应求，所以从供需关系上来看，国家应该投入更多资源到高水平职业教育上去，破除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甚至可以扩大9年义务教育至12年，构建一个从职业中学到职业学院，再到企业就业以及随后晋升的职业通道，帮助选择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未来找到更好的出路。

针对目前的下岗工人、进城的农民工，为其提供合适的职业培训也很重要，在这个数字时代帮助他们获得新的技能，提升人力资本。

除了教育之外，向上流动通道也受房地产畸形发展阻碍，不少城市房价较高，年轻人很难在城市买房，租房的费用也居高不下，从而很难在城市长期立足，所以降低住房成本也是一条路径。

南都：城乡二元结构下，公共服务还没有完全均等被享受，如何破解这种困局？

张明：有些人虽然离开了农村，但他没有真正进入城市，没有成为城市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均等服务。这首先要破除户籍的限制，让更多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提升相关福利待遇和收入。在暂时无法推进户籍改革的城市，非本地户籍的人民要有和本地居民享有一样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一系列公共服务的权利，减少后顾之忧，在城市立足后提升收入。说到底人口不断地向大中城市聚集后，更多的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比如公立学校有限，容纳不了，所以需要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服务业，可以先发展再规范，也不要因为可能出问题你就一棍子打死。

而留在农村的群体其经营性收入比较微薄，要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加快土地流转，实现宅基地入市等，盘活土地资源，赋予农民财产性收入，除了获取现金外，还可以将产权证进行抵押贷款。

另外，从乡村振兴的角度，可以用自愿流转的闲置农房，招引一批数字、文化、电商、创意等新产业、新业态企业，让每一幢闲置农房成为一家新经济企业，村庄转而成为一个新经济产业园，进而实现自我造血。

南都：数字经济火爆之后的一些伦理问题也逐渐显现，比如配送员、快递员社会保障不完善、合法权益保障难，企业和政府端应该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张明：大型平台公司的外卖员、派送员、司机等是个庞大的群体，若缺乏一定的社会保障，一旦出事，对于员工、企业、社会的影响都很大，所以在这个层面上，由政府出台一些政策要求平台公司给员工们上社保有其合理性。但增加保障最好不要一步到位，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逐步实施，大平台有资本承受社保成本，但一些刚起步的企业首先需要活下来，活不下来归根结底受损的是潜在的失业者。

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环节更要透明

南都：有一些观点将“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突出和放大，您怎样看待“第三次分配”本身？

张明：“第三次分配”这个提法其实指有实力的富裕个人或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捐赠，来帮助弱势群体，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初次分配靠市场，主要体现的是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关系，于分配导向上必须首先注重激励创业创新、做大蛋糕。再次分配中的政府主导特点明显，主要是“分好蛋糕”。

从作用机制来看，主要还是依靠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作为道德、舆论、社会引导的结果，起辅助作用，进一步解决“分好蛋糕”问题。不过捐赠也不是完全属于公益行为，政府可以在税收等政策方面进行引导。

南都：第三次分配与企业的关系息息相关，对于企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角色定位，您怎么看？

张明：社会发展潮流不断在变化，以前注重速度，兼顾公平，现在二者齐头并进，风向发生改变时，企业家们为了长久的战略发展，应该顺应潮流。但前提是，企业自身在竞争的过程中能够站稳脚跟，进入上升的过程，不能为了名头在没钱或者需要扩大再生产时做公益慈善，这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把公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起来。目前连投资都在开始讲社会责任，如果在公益慈善方面能发挥余力，可能对企业投融资有额外的收益。

南都：在公益事业机制的科学构建与发展方面，其他国家有哪些经验或思路？

张明：以美国为例，有这样一个说法，美国二次分配做得不好，但三次分配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家进行大量的捐赠，美国很早就开始实施遗产税，如果富裕的人把财产捐给慈善基金，可以免交遗产税，一来规范化的基金运作比较安全可靠，也落得好名声。在中国，政府在征税前，把企业的捐赠支出在税前扣除，也或许能引导企业进行公益捐赠。

此外，目前公益捐赠也鱼龙混杂，既有作秀式的粗暴捐赠，甚至还有诈捐。捐赠的人最讨厌的是钱没有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中间发生贪污腐败等问题。在基金之外，政府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专门对捐赠进行审计，并公示资金去向、用途，在大数据时代，保证全链条的公开透明。

出品：南都大数据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课题组

采写：南都记者 叶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