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广东省的中微子实验,一些关键部件需要外国合作方进行安装。当下对我们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大问题,有可能会延误构建探测器的日程安排。”中科院院士、2016年基础物理科学突破奖得主王贻芳,在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道出疫情之下,国际科学合作的实际困难。
王贻芳主导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是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王贻芳也因此获得基础物理科学突破奖。但无论是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还是后续接力的江门中微子实验,都离不开国际交流合作。
11月1日,世界顶尖科学家国际协作论坛:构建全球科研协作网络上,王贻芳与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2018年生命科学突破奖得主唐•克利夫兰、1990年盖尔德纳国际奖得主徐立之及西湖大学工学院材料学讲席教授黄嘉兴,共话疫情之下的国际科研协作。
【科学合作的跨境流动难题】
“江门中微子的实验设备,来自意大利、俄罗斯、法国、德国、智利等多个国家。由于疫情原因,一些关键部件的合作方无法来到中国安装,研究可能受到影响。”王贻芳介绍说,为保证研究能够顺利进行,他们开始尝试通过各种现代技术来克服困难,比如远程安装;即国外的合作方通过视频来对安装进行指导,安装的过程则由在中国的人员执行。
王贻芳表示,这样的国际合作不仅限于粒子物理学领域。对于其他很多领域,比如核物理学、天文学、宇宙学研究、甚至还有生物学而言,国际合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大型设备,如自由电子激光器、生物固碳设备等面向全世界科学家的设备,分属许多国家,需要靠国际合作联合在一起。
“尽管,我们目前面临困难,但我相信,国际合作的趋势是无法改变的。”王贻芳说。
【线上交流无法完全取代线下互动】
徐立之则从“人”的角度看问题。他说:“我觉得合作的时候,大家应该一起去喝杯啤酒,吃个饭之类的,这样可以选择你所了解的人进行合作。”
他进一步解释说:“科研跟制造业不一样,比如做鞋子,你来做鞋底,我来做鞋带,这很简单;但对于实验上的合作,你不仅要知道你的合作者可以做什么,还要知道他们喜欢怎么跟你互动。如果跟我合作的人没有和我见过面、握过手,我不知道该如何信任这个人。我们喜欢了解彼此的性情,会看彼此是否合得来。”
以企业研发科学家身份拿到诺奖的中村修二,看到了疫情影响的两面性。“我们正在和世界各地的企业合作。过去我们所有的合作都是通过面对面的会议进行,尤其是亚洲国家,商务会议主要是在餐桌上进行,所以虚拟会议行不通,国际合作就非常困难。”他说。
但是从科研角度来看,反而有了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们现在没法到处跑了,必须留在大学里,所以跟学生合作非常密切,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最近,我们有了重大发明。”中村修二透露。
【开放科学合作中的公众教育】
一场疫情也让不少科学家们开始反思,要如何才能更好地与公众沟通,帮助公众理解科学,了解国际合作的价值,从而反过来推动科学的进步。
一些科学家认为,因为缺乏充分的科学教育,公众对科学的理解非常有限,看不到国际科学合作如何造福于当地社群,对疫情防控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同时,一些科学家期待,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公众对科学的充分认知与理解能够将科学合作重新推上正轨。“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以惊人的速度制造疫苗,然而,一部分人却拒绝接种疫苗。”唐•克利夫兰教授说,科学家应该多尝试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强与公众的交流。
一些科学家认为,科学家和科学组织承担着教育公众的责任,而教育公众对于推动国际开放合作也很重要。只有公众对科学进步有了认知,才能形成一种力量,来化解复杂的国际形势带来的阻碍,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交流。
栏目主编:黄海华 文字编辑:李蕾
来源:作者: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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