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从过去的单向“融入”世界，变成现在与世界的“双向塑造”。站在中国与世界关系新的历史方位上，和平崛起的中国将怎样以“创造性介入”和“建设性引领”的方式开展对外交往，突显时代变局对中国特色新型国际问题智库的应然期待？显然，在“东升西降”的世界大势中，智库界已经注意到了国际问题智库的积极有为，由此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联合发布的年度《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就国际问题智库有过连续的专题分析。学界在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热情讨论中，也以案例方式呈现个别国际问题智库的“全球发展之路”。然而，与国际问题智库在服务国家对外交往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相比，学界对国际问题智库的研究仍然显得有些不足。本文尝试对作为一种智库类型的国际问题智库进行研究，考虑到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国际问题智库间的差异较大，选择部分具有标杆价值的国际问题智库作为研究对象，以管窥国际问题智库的发展特征，供相关智库建设参考借鉴。

2 我国标杆国际问题智库概况

2.1 标杆国际问题智库的界定

标杆国际问题智库，是指在国际问题领域研究实力、综合影响力位居前列，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其发展方式、模式对于同类型国际问题智库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智库。标杆的主要内涵有两点。第一，标杆是指一流团队。高级专业人才是高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任何类型的智库要成为行业标杆都脱离不开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正是高端智库人才成就智库的标杆，使之成为某一智库类别的领跑者。第二，标杆是指优势聚焦。优势聚焦体现为智库在某一研究领域的高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往往来自智库在研究传承、梯队建设、制度创新等多方面累月经年的沉淀，汇聚形成“雪球效应”，使得其他智库难以超越。

本文综合参考近年来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发布的《CTTI 智库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智库报告》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等国内外较有影响力的智库评价报告，选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10家智库作为标杆国际问题智库研究的主要样本，详见表1。

2.2 标杆国际问题智库类型

2.2.1 国际战略智库 该类智库以国际战略与安全问题为核心议题，代表性智库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以下简称：现代院）成立于1980年，研究领域覆盖全球所有地区以及重大战略性、综合性问题，属于复合型国际战略与安全问题研究及决策咨询机构，2015年入选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以下简称：国家全球战略智库）注重全球战略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和咨询，旨在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和储备性全球战略研究，2015年入选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成立于2013年，聚焦世界政治、国际安全、国家战略等领域重大问题，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

2.2.2 外交智库 该类智库主要以国家外交战略与决策为核心议题，代表性智库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以下简称：国研院）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针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中长期战略研究，致力于打造“中国外交第一智库”，2020年入选第二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下简称：上研院）隶属上海市人民政府，是外交部政策研究重点合作单位，主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上海地方外事，是我国入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发布的《2020全球智库报告》“2020全球顶级智库百强”以及“2020全球最佳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研究”的唯一地方性智库。

2.2.3 区域国别研究智库 该类智库主要针对全球某个区域或者区域内国家进行研究，代表性智库有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等。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于1985年，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主要机构之一。以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为基础成立的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于2017年被纳入国家高端智库培育单位名单，是国家高端智库序列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区域国别为研究对象的智库。区域国别研究智库以高校智库为重镇，其中不乏行业佼佼者，本文不详尽列举。

2.2.4 公共外交智库 该类智库以公共外交为主要职责，旨在构建国际舆论空间和提升本国意识形态权力。代表性智库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化智库、察哈尔学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极为重视国际影响力建设，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作为高级研究员，在宏观金融、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公共外交等研究领域具有较高认可度。全球化智库作为中国最早“走出去”的社会智库，志在成为各国使馆、国际政要、国际智库和国际组织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平台，在发挥智库的“二轨”外交作用方面有不俗表现。察哈尔学会是成立于2009年的社会智库，以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和平学为主要领域，在推广公共外交理念、组织公共外交研究、投身公共外交实践等方面均有积极作为。

2.3 标杆国际问题智库特征

2.3.1 诞生于外交战略需求 具有标杆意义的国际问题智库主要诞生于国家外交战略需求。例如，国研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于1956年成立，时值国家在外交上修正“一边倒”战略，倡导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经验，重点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进行调查研究。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依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上研院的前身“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前身“四川大学印度研究室”等一批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主要是依据“中央关于‘研究外国问题的工作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的战略判断，要求加强对亚、非、拉国家的研究”应运而生。从此，一批正式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开始建立，研究队伍和研究范围迅速扩大。现代院则是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重大战略，于1980年设立的国家首批对外开放的国家级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人大重阳是在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与世界的关系开始进入深刻调整期，顺应新时代中国外交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于2013年设立的。

2.3.2 兼具传统与新兴智库类型 标杆国际问题智库兼具传统与新兴类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传统智库与成立时间不长、发展势头强劲的新兴智库并进。前者有国研院、现代院、上研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等一批直接受命于国家外交战略需求而创建的传统智库；后者有人大重阳、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全球化智库、察哈尔学会等主动适应全球格局变化和国家发展目标而生的新兴智库。第二，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官方智库与标榜独立性的社会智库共生。前者有国研院、上研院等直接隶属涉外政府部门的传统智库，其经费来源由国家财政保障；后者有全球化智库、察哈尔学会等新兴社会智库，其经费来源渠道多元化，以民间资本支持为主。由于国际问题领域较为敏感、政策要求高，社会智库过去比较边缘，随着国家外交政策咨询体系的逐渐开放，其如今

也活跃于国际公共事务治理领域，特别是在公共外交方面有不俗表现。

2.3.3 发展依托专职研究团队 从发展模式来看，标杆国际问题智库并没有采用目前比较流行的“小核心、大外围”模式，而是依托自身专职研究团队，由资深行内人士领军。其一，智库领军人物多为行内精英。例如，以服务国家外交决策为宗旨的国研院，历任院长均有丰富的驻外大使经历，现任院长徐步曾担任驻智利、东盟特命全权大使，以及驻加拿大使馆、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以国际战略为主攻领域的现代院，院长袁鹏长期从事美国问题研究，曾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学者。强调智库公共外交功能的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曾有多年的媒体从业经历，擅长与国际媒体交往交流。其二，智库具有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占比高。例如，规模较大的国研院，研究团队42%的人员具有高级职称。规模较小的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研究团队的高级职称人数占比普遍超过50%。如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有专职人员16人，其中13人具有高级职称；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专家团队11人，其中9人具有高级职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专职研究人员共19人，其中11人具有高级职称。

3 标杆国际问题智库的发展路径

3.1 战略格局的分析建言者

智库作为开展经世致用战略与政策研究的机构，其核心功能在于服务决策需要。国际问题类决策需求的特点，要求智库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对问题形成精准的判断，第一时间拿出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对策建议。这种迅捷、精准的资政能力不可能是一日之功，须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的长期跟踪研判、对内外大局的全面把握以及对重大议题的深度研究基础之上。因此，“广谋深远”的战略分析是标杆国际问题智库的基本功。例如，国研院长期对国际形势密切跟踪和深入研究，对中国外交有着深度分析和透彻解读，自2006年起每年组织撰写《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就乱变交织的国际局势、主要地区形势、国际及地区问题等进行系统分析，并就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及外交布局等问题建言。现代院作为复合型国际问题智库，立足于智库的战略性、全面性和综合性特点，自2001年以来连续推出《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分析报告，集全院专家学者之力，对当年国际形势及影响深远的热点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系统总结和深刻阐释，对来年国际形势发展趋势和走向做出科学预测及评估，深具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跟踪、分析和评论国际战略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为了更加及时地反映国际形势的变化，将原来年度发布的《中国国际战略评论》（具有中英文版本）调整为每半年发布。国家全球战略智库连续数十年推出《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等年度分析报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也有发布年度的《中美关系战略报告》。此外，标杆国际问题智库还在其主办刊物实时推出有关战略分析的理论文章。

3.2 政策规划的重要参与者

在战略研判的基础上参与国家政策规划，这要求智库必须结合我国外交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客观地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以及解决问题的主要路径和策略，并提出前瞻性、战略性、可操作的政策规划。例如，2019年习近平主席发出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倡议之后，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在2020年11月10日上合组织峰会召开前夕推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机遇和挑战（2020）》，就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业已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上合组织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等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剖析，对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助力国际社会携手共克时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人大重阳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极为活跃，通过承办20国智库论坛，先后为在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举行的G20首脑峰会出谋划策。在国内政策方面人大重阳积极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其他力量组办丝路学院，为推动“一带一路”共建行动发挥重要作用。2020年，人大重阳受聘成为发改委“一带一路”、网信办与甘肃省等三个部省的“十四五”规划专家。全球化智库直接参与或推动了人才签证、中国绿卡待遇、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条例、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等政策文件出台。

3.3 决策方案的主要提供者

决策咨询是所有智库的核心职责。现代院院长袁鹏认为，与国外智库不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其较少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绝大部分的智库是跟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中国智库服务决策的渠道更加畅通、更加直接，这意味着智库应当且必须成为决策方案的主要提供者。在标杆国际问题智库的四种类型当中，直属于涉外政府部门的外交智库更具渠道优势，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智库与政府外交政策执行部门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能够接触到外交敏感材料，如外交电文、领导人来往信函等；第二，智库的创建宗旨是为中国外交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直接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度化渠道更多。外交部直属的国研院自1992年起，每年都有研究人员因贡献突出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能够获此殊荣的原因在于其提供的决策方案或者政策建议被决策者采纳或吸收。近年来，其他类型的国际问题智库与政府政策的对接日渐紧密，如人大重阳相关成果数十次获得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与肯定，2013年报送的“中国应积极申办G20峰会”建议被采纳，这表明人大重阳作为决策方案提供者的角色及其功能已经得到相关决策部门的认可。

3.4 公共外交的积极践行者

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行为主体，智库公共外交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开展“二轨”外交，助推“一轨”外交。“二轨”外交是相对于政府间“一轨”外交而言的非官方外交。当政府外交陷入僵局时，智库可以作为政府外交的替代者，承担助推政府外交的角色，以增进双方理解和互信。以中美关系为例，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爆发以来，中美政府外交一度处于紧张状态。2018年8月至9月中旬，中国多家智库与美国智库开展了思想交流与对话。人大重阳组织了专家代表团到访美国，与美国智库联合主办了一系列中美智库贸易对话。在智库对话中，参加者除了智库专家以外，还有许多前任的政府官员，中方有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美方有布鲁金斯学会总裁约翰·艾伦、美国国防部原部长威廉·科恩等。现代院、国研院、上研院等智库都是活跃在中国“二轨”外交中的生力军，并且部分标杆智库的“二轨”外交已实现机制化。第二，影响国际舆论，发出中国声音，提升国家意识形态权力。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人大重阳、全球化智库、察哈尔学会等机构均比较活跃。例如，人大重阳近来针对一些西方媒体对全球抗疫报道不客观，甚至歪曲事实将美国抗疫评为“世界第一”的话语霸权，联合太和智库和海图研究院共同发布《“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的研究报告，揭露了美国抗疫真相。该报告有中、英、法、西班牙语等四个语种，被彭博社、美国《新闻周刊》、英国《独立报》等数十家国内外主要媒体报道，全球阅读量逾5亿。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加速“东升西降”的百年变局，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在想什么、说什么，标杆国际问题智库率先在国际舆论场为积极有为的大国外交塑造话语引导力。

4 标杆国际问题智库建设经验借鉴

作为专门生产智力产品的咨询机构，人才始终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汇聚人才、运用人才、稳定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智库的咨政能力以及由此淬炼而成的影响力。标杆国际问题智库将国际问题的研究特性与自身定位有益结合，由此形成的独到建库经验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4.1 汇聚“专家”而非“大家”

基于国际问题的研究特性，国际问题智库有两类“专家”最不可或缺：第一，以“区域国别研究”为主的学术型专家；第二，以外交实务经验为支撑的政策型专家。能够较好地结合两类专家的优势和特长，是标杆国际问题智库的思想产品更具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从标杆国际问题智库的经验来看，智库具体的人才配置取决于智库在功能定位、研究领域、机构属性等多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但总的来看这类智库都较为重视和吸纳专业人才。例如，定位于综合性、全面性和战略性问题研究的现代院，极为重视“区域国别研究”等学术型专家。现代院研究员牛新春曾撰文指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国别研究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基础，也是战略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需要真正的专家而非‘大家’”“没有扎实的国别领域研究，战略研究就是空中楼阁”。现代院15个研究所中有10个都是国别研究所，几近涵盖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现代院研究的全面性正是构筑于作为国际问题研究基本单元的“国别领域研究”之上，故现代院几乎在所有的国别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的“专家”。在国别专家之外，现代院针对一些全球重大的功能性议题，如合作抗疫、海洋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反恐问题等，也都有相应的领军人物。定位于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决策的国研院比较注重吸收具有外事部门工作经历的政策研究型人才。简要统计国研院网页的研究团队履历可发现，国研院不仅多任院长都有丰富的驻外大使经历，而且具有高级职称的研究团队当中超过半数的研究人员有驻外工作经历。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邀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交部前部长傅莹担任首席专家。全球化智库特别成立了由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咨询专家委员会，截至2016年已有20余位前任官员加入，指导智库进行政策研究，协助智库宣传新的政策观点。

4.2 围绕“议题”而非“领域”

现代国际问题以国别领域研究为基础，并不意味着国际问题智库为应对国际问题而提供的决策方案直接源于某个国别的研究。乱变交织的现代国际问题已经难以依靠过往经验和少数人的智慧做出客观、全面、准确的研判和决策，需要多个领域的专家协同参与，合作攻关。换言之，国际问题智库需要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国别研究”与“问题研究”深度融合。

标杆国际问题智库在服务重大决策问题时，往往是围绕议题组织研究力量，汇聚相关领域专家力量，以团队协作的方式推出高水平智库产品。一，能够在智库内部淡化研究的行政色彩，围绕重大议题组织研究力量。例如，上研院鼓励自愿结合的课题制研究，将更多的资源向课题倾斜，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和一般研究人员的潜能 ；同时，上研院在研究机构的调整方面进一步贯彻了“议题中心”的智库发展进路。过去上研院下设10个研究室，基本上以区域国别研究为基础，随后将研究室改为研究中心，并建立6个以议题为主的研究所，如全球治理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等，目的是进行多维度的相互交叉研究。二，能够在智库外部寻求智库间的优势互补，围绕重大议题积极开展合作。例如，围绕特朗普当选后的美国内政外交走向，自2016年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4部研究报告，其中《解读“特朗普元年”》被评为中国智库索引2018年度精品成果。善于团队协作是国际问题智库的共性，现代院、国研院等智库的拳头产品大多数也是集体创新的成果。这样集体创新的智库产品生成模式，不仅契合国际问题研究多学科交叉的特点，而且也能够更为全面地分析问题以提升决策的科学性。

4.3 委以“使命”励以“事业”

就标杆国际问题智库的经验来看，“使命”与“事业”是其构建人才激励机制的两大要素。其中，“使命”赋予研究人员强烈的国家责任感、荣耀感，而“事业”则给予研究人员充分的身份归属感和认同感。

第一，“使命”源自历史传承。标杆国际问题智库往往诞生于国家重大外交战略需求，直接受命于国家领导人重要指示，这种较为特殊的发展历程决定了标杆国际问题智库具有不同于其他类型智库的“国家”特性。例如，现代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始于国家的革命战争年代，而后又成长为首批服务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国家级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这样一种与现代国家共同成长的智库发展历程，将国家和民族的兴盛与个体的使命、责任、荣耀共同熔铸为现代院的研究文化。此外，国际问题智库在推动公共外交时，代表中国形象、为中国发声，这也会强化智库研究人员的国家责任感和荣耀感，成为研究人员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二，“事业”来自平台支撑。标杆国际问题智库大多数具有国家高端智库、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等属性，在相关研究领域更为国家所认可、支持和倚重，也能获得充裕的科研经费、研究课题、对外交流等重要资源，这些都能够为科研人员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撑。例如，国研院于2020年设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国际交往研究中心，这些高端的、专业化的平台为其科研人员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平台保障。此外，在经费使用和管理等影响激励机制的重要方面，标杆国际问题智库也拥有更大自主权。例如，现代院为了激励战略研究和治学报国、不为名利的集体研究精神，将主要经费用于奖励真正为国家提供真知灼见的战略研究成果，用于激励“甘坐冷板凳”的战略研究者。

5 结语

当今世界格局正加速进入剧烈变化时期，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是影响国际走势的最大变量。站在第二个百年历史新征程的起点上，国际问题智库将何以回应大国崛起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如何准确把脉世界，又怎样向世界推介中国？面向未来中国与世界相互塑造的全新历史阶段，国际问题智库将怎样明确自身发展目标和力量布局，以期为“大国和平崛起”提供新的、更有力的阐释框架？时代变局对国际问题智库有新的期许。国际问题智库虽然立足于服务国家对外关系，但仍不可忽略的是对中国自身大势的准确把握。在国际体系远未迈进后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体系基本政治单位的“世情”之下，基于“对中国问题的本体认识”开展深度研究，为引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提出思路和方法，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国际问题智库的重要任务。期望本文对标杆国际问题智库的考察研究结果能够为相关国际问题智库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来源：《智库理论与实践》

作者：廖子夏（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景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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